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夜來一笑寒燈下,功夫深處獨心知。

舊學商量加邃密,新知培養轉深沉。卻愁說到無言處,不信人間有古今。

 
 
 

日志

 
 

“大学问”与“大福泽”——田家英藏章学诚致孙星衍书札的启示  

2012-04-08 17:02:53|  分类: 默认分类 |  标签: |举报 |字号 订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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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大学问”与“大福泽”——田家英藏章学诚致孙星衍书札的启示

范子烨    中华读书报


归根结底,从事学术研究的头号敌人还是怠惰   

 

    怠惰是贫穷的制造厂,无论是物质生产,还是精神生产       

 

    所以,正如席勒所言,“人不能奢望同时是伟大的而又是舒适的”

 

    清清楚楚地意识到自己的天赋,锲而不舍地集中所有的精力去达到既定的目标,这是一个学者成功的关键。学者的天赋就是在某一特定的学术领域特有的职业敏感。对一个学者而言,这是至关重要的。爱迪生说:“什么是天才?天才就是99%的血汗加上1%的灵感。”血汗和灵感都是天才的必备条件,因为缺了1%,就构不成100%!有的人有99%的血汗,却没有1%的灵感;有的人有1%的灵感,却没有99%的血汗。这都是不足以成就大事业和大学问的。但更可惜的是,在人类学术史的长河中,有许多人的天才和意志都因为游移不定与自相矛盾而浪费了。于是,伟大的学者也就凤毛麟角,平庸的学者也就屡见不鲜了。因此,列夫·托尔斯泰一生都尊奉着席勒的格言:“集中你全部的精力,在一个点上释放出来,你必然取得辉煌的成就。”杰出的学者不仅遵从自己的天赋,还能够高瞻远瞩,不囿于其所生活的时代,因为他一生的努力都是为了创造学术的永生,都是为了以学术的光辉流照于人间。所以,章学诚(1738-1801)指出:“夫学至于千百年后,世变风移,一时趋向所不在是,而声施卓然,不可磨灭,则精神周而当日所谓发于意之诚然者,有至理也。精神周而发于意之诚然,必因性之所近而充其量之所极,举世誉之而不为劝,举世非之而不为沮。审己分定,一意孤行,以毕生之全力,曲折赴之,而后足以及此也。而一世之士,方以荣辱,由于毁誉,由于趋向,趋向所在,而终身贵贱、升沉、得失系之,于是舍其天然自有之长,而束缚驰骤,赴其质之所未具,岂不惑哉?”(《与钱献之书》)在章氏看来,永恒的学术业绩来自学者的独创,而学者的独创来自其对个人天赋的发挥,来自其一生的勤奋与专注,这样的学者绝不迎合周遭的世俗,绝不顾及一时的毁誉,他精神丰足,意志坚定,故能够超越今古,流芳百世。所谓“举世誉之而不为劝,举世非之而不为阻,审己分定,一意孤行”,确实是真正的学者个性。可惜的是,在我们的时代,拥有这样个性的学者太少了。由于大多数人都缺乏精神上的指南针,都太多地关注现实的利益得失,都被自己所处的小圈子的人事关系所缠绕,所以就很容易迷失方向,也很容易陷落和颠覆。然而,归根结底,从事学术研究的头号敌人还是怠惰。怠惰是贫穷的制造厂,无论是物质生产,还是精神生产;所以,正如席勒所言,“人不能奢望同时是伟大的而又是舒适的”。曹丕在《典论·论文》中也早就指出了一些文人的通病:“贫贱则慑于饥寒,富贵则流于逸乐,遂营目前之务,而遗千载之功。日月逝于上,体貌衰于下,忽然与万物迁化,斯志士之大痛也。”如果要避免这样的哀痛,就必须及时努力,发愤图强。最近,我去国家历史博物馆参观“田家英小莽苍苍斋所藏明清书法展”,居然看到了章学诚写给孙星衍(1753-1818)的一封信札,更引发了我对上述问题的深入思考。当时,我回家后急急翻检《章学诚遗书》,发现这居然是章氏的一篇佚文,传世的章氏著作一概没有著录,现将其全文迻录于下,与读者共享:

 

    学诚顿首奉书渊如观察大人阁下:丁未杪冬,长安街上拱手为别,转盼十年,云泥愈远,则音问愈疏,每望北风,则深延跂也。前闻分蕃兖沂,风情齐鲁,诗书雅化,倡动列城,政理多暇,游心文墨,导率宾从,补苴宇宙间绝大著述。度此后十年,内外坛坫,继武弇山,使海内人士以为如彼教之传灯不断,岂非一时之盛事哉!虽然,不可以不慎也。吏治民生,簿书案牍,鸿纤要折,必有得其肯綮,使若庖丁游刃,而后心有余闲,乃得遂其千秋之业。鄙尝推论古今绝大著述,非大学问不足攻之,非大福泽不足胜之。此中甘苦,非真解人不能知也。鄙人楚游,前后五载,中间委曲,一言难尽。大约楚中官场恶薄,天下所无,而游士习气,亦险诈相倾,非弇山先生定识不摇,则积毁销骨,区区无生全理矣。《湖北通志》体大思沉,不愧空前绝后之目(弇山先生云尔),而上自抚藩,下至流外微员、标营末弁,莫不视为怪物,天下真是真非,谁与辨之!其创条发例,不但为一省裁成绝业,亦实为史学蚕丛开山。如弇山先生征苗奏凯,仍还武昌,此事尚可申白;否则,惟恳祖方伯(敝同年)抄一副本寄京,知必有赏音者矣。昔兖沂曹、龚观察曾以三府合志见示,其意甚善,而书不甚佳,岂椎轮初试,待贤观察为踵事之华,我辈得与闻讨论乎?如何,如何!幸熟图之史,考底稿已及八九,自甲寅秋间弇山先生移节山东,鄙人方以《通志》之役羁留湖北,几致受楚人之钥。乙卯,方幸弇山先生复镇湖北,而逆苗扰扰,未得暇及文事。鄙人狼狈归家,两年坐食,困不可支,甚于丁未扼都下也。今遣大儿赴都,便道晋谒铃阁,幸推屋乌之爱,有以教之,无任感荷。日内俗冗纷扰,一切不及详悉,但令儿子面陈,可识数年来笔墨所不尽之愫也。今刻四卷附呈教正,本不自信,未敢轻灾梨枣。无如近见名流议论,往往假借其言,而实失其宗旨,是以先刻一二,恐其辗转或误人耳。贤之,想抚掌也。章学诚载拜。三月十八日灯下。

 

    渊如是孙星衍的号,弇山是毕沅(1730-1797)的号。在乾隆时代的学者之林中,毕沅和孙星衍都属于通才式的学坛巨子,他们都创造了辉煌的学术业绩,而与章学诚契合甚深。在这封信中,章氏大骂湖北官、学两界人士,似乎与当时当地的风气有关,可置而不论;而其论学要旨的铿锵激越,振聋发聩,尤足以撼动人心:其一,孙氏所著诸书,有“补苴宇宙间绝大著述”之功,足以传之不朽,“遂其千秋之业”,但身为官员,当以“吏治民生”为主业;其二,“古今绝大著述,非大学问不足攻之,非大福泽不足胜之。此中甘苦,非真解人不能知也”,“大学问”与“大福泽”是大学者独享之秘宝;其三,章氏自著《湖北通志》“体大思沉”,有“空前绝后之目”,其主要贡献在于“创条发例,不但为一省裁成绝业,亦实为史学蚕丛开山”。这些论学话语无论是评论他人,还是评论自己,都一概大气包举,显示了高度的学术自信;其楮墨豪言,笔扫千军,犹如长江大河,浑灏流转,令人回肠荡气。在学术研究方面,章学诚无疑是我国最善于汲取时代营养的学者之一。有实力的学者从来都是有理想的人,他不仅立足于今世,还寄情于来世,因此,其发言遣词,往往高出流俗,不离于正,不诡于道。事实上,如果我们把佝偻病患者的姿态视为恭敬、礼貌的表现,那是非常滑稽可笑的。无能之辈的虚怀若谷没有任何意义。

 

    章氏“大学问”与“大福泽”的说法,最令人回味。读书是福,写书是福,教书也是福,但这都不是“大福泽”。在我看来,真正的“大福泽”在于能够以“大学问”立足今生,贻谋万世;真正的“大福泽”在于能够以真理的发现,垂范来昆,嘉惠后学;真正的“大福泽”在于能够以学术之道捍卫真理的尊严,为人类的平等和自由争得精神的空间;真正的“大福泽”在于能够以“宇宙间绝大著述”奉献于人类,为世界文化之“蚕丛开山”;真正的“大福泽”在于历尽磨难,百折不挠,犹如荆山美璧,和氏奉君,一朝开朗,终成正果。

 

    “大福泽”是做学问的最高境界。虽不能至,心向往之。 

 

    (本文为作者《竹林轩学术随笔》的自序,该书即将由凤凰出版社出版)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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